我的朋友柏杨，好走

我的朋友柏杨，好走

2008年4月29日于苏州东北街

我的朋友——柏杨，昨晚一点多钟，死了。

他，不是我的政敌、不是我的情敌、也不是我的文敌，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死了，作为朋友，我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话，用文字，对一个生前也是写文字的人，表述哀伤，表示告别，表达祝愿：柏杨，你好走。

89岁的年纪，不是死在监狱，也不是死在战场，而是死在医院的病床上，这是一种喜丧，是柏杨君一生的圆满。

你，和我一样，不必为战斗着的柏杨从此不再战斗而叹息，他是划上句号而不是感叹号和我们再见的。留下大堆可供后辈瞻仰的文字，留下坚硬不腐、卓立风骨的“柏杨”两字，他死了，可以含笑九泉，去与他大堆的历史上的“朋友”喝大碗的啤酒、吃大块的肉了。

我出世的时候，柏杨君已经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头，但肾功能一点也不衰竭，肾上腺素分泌依旧猛烈，依旧扛着他的枪、他的戟四处突击，人虽然老了，但依旧是一名骁勇的战士。说起他成为我朋友的事，时间大概是我大学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时候。非常偶然地，从一个租书的地方租到一本他的杂文册子，读的比较畅快；后来还找到过他的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该书发黄，如没记错，比我还大上一岁），同样，读的比较开心。但总体印象并不十分深刻。

大学毕业之后，在扬州工作，曾经去扬州大学图书馆借书，那时候开始翻他几本厚厚的杂文集，同时好像还有关于资治通鉴等文字。大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把柏杨当作了朋友。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讥诮顽皮，有着独特的“柏杨式”幽默。在这里，无意抬高柏杨，而贬损他人，但为了说话的方便，不得不抬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来做一下对比。

与鲁迅先生比较，柏杨君的文字很轻松。读鲁迅读得憋闷，胸中有气难出，而柏杨君的文字却床上读、窗前读、厕所读、车上读都可以，知道他批了谁、骂了谁、对谁有不敬，我也赞同这种批、这种骂、这种不敬，但并不憋闷，如果一定要找一句话形容，大概就是那种“从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的心态。

与李敖先生比较，柏杨君的文字没有那种长篇而令人生厌的直接引文，也不会生殖器一片乱飞。说起李敖大侠，他还是个活人，前不久有大陆富豪说要捐3000万给他，他说自己没那么容易被收买。咦，此君也是我的朋友，老大一把年纪风骨依旧，这一点和柏杨君大大的相同。李敖君如果死了，我也将照旧写一篇文字，拍拍他的马屁。——马屁都拍给死者，而不献给活人，说明并无利益上的所求，不羡他高官厚禄家财万两，不嫉他文才了得试图沾光，不求他枕边吹风嫁我小姨。他死了，他什么都管不着了，我拍拍马屁，也就拍得中肯了。拍马，只拍给死人。无他，也是一点点风骨而已。

与林语堂、梁实秋等先生比较，就是同样的幽默，却有不同的顽皮。顽皮不是小童稚的专利，七十八十的老头，来点顽皮，更为可爱。我想，柏杨君的最后一任太太，也就是张香华女士对这个顽皮更有感受，和一个可爱的人共同生活，哪怕他是一个老头，也是一种快乐的生活。现在，可爱的老头没了，最应该怜惜的就是张女士。不过，你仍旧是幸福的人，因为可爱的人并不多，你却曾经拥有一个。

除了以上的几人，别的人可能不太好拿来和柏杨君做对比，原因是他们可能不够资格。但为了表达我意思的方便，就笼统地不点名的说现代的那些所谓的“时评家”吧。常看报章的时评文字，总觉得他们是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严肃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每个人都那个样子，就未免让我对这个行当感到悲哀。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人冒出来活泼一点、讥诮一点、让人觉得轻松一点呢？不必向历史里边去求轻松，不必向外国人去学幽默，丰碑就立在眼前，何不学学柏杨君呢？

口口声声说我的朋友柏杨，但柏杨君可能并不知道我这个朋友，就如杜甫也不知道我这个朋友一般，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我的友人。跨越千古，与一切智者为友，与一切善者为朋。孤寂的思考者，他的心灵总在历史的深处，总在悠远不可触及的天空。与其他的友朋相比，柏杨君毕竟还留给我们以幸运，因为共在一片天空下，共在一个时间里，我们还有着长达二十多年的重叠。而今，他去了，也成为了一名深入历史中的古人，但这已经不成为遗憾。

是的，讥诮、顽皮、幽默的柏杨去了，而且永久不再回来。对于他的离去，除却祝愿，还有一点可能是达之不到的愿望，那就是——

如果这个可爱的老头的骨灰具有特别的点化作用，我建议将他火化了，用个大飞机将骨灰撒到台湾、撒到大陆、撒到其他有中华人的地方，力争也能点化出几个讥诮活泼、具有风骨的人物来。我也相信，这个刚刚去世的老头，在意的不是什么历史的丰碑，在意的不是什么供认瞻仰，而是希望自己的身后，也有着同样深刻、同样可爱、同样有风骨的中华人。

呜，我的朋友柏杨，你去了，那就去吧！

死人自了身后事，身后纷争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