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日报》的文化解读（10）下

第三类：时政新闻采编方式的改革措施——

1、不断创新，不断改版：“每年我们总要进行一次或大或小的改版。即使不扩版，也要在内容设置上作出调整。在向读者发出调查表的基础上，编委会酌情研究，让不合时宜、不合读者口味的版面及时寿终正寝，让读者有需求的内容形成新的版面。”（《＜苏州日报＞何以两年连夺四个“中国新闻奖”？》)

2、提倡文字的鲜活和个性：“我们十分鼓励采编人员创造性地工作，提倡边缘题材和交叉题材，提倡文字的鲜活和个性。消息中不妨有点散文的笔调，有点通讯的味道，通讯中不妨有点言论思想和哲理的光芒。”（同上）

3、采制组合式深度报道：“为了形成信息的规模性供给，我们还经常就城建改造、交通、绿化、就业、就学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采制组合式深度报道。研究、思考性的文字连同效果图、规划图以及图表，半版或整版刊发，使读者在深度了解中有一种解渴般的满足感。”（同上）

4、形成简洁明快的现代风格：“党报沿袭多年的题文横竖穿插、字体多变以及衬底、花线等类似黑板报的形式，我们已基本摒弃，进而形成板块结构、字体统一、简洁明快的现代风格，即便色彩也严格控制，杜绝大红大绿。”（同上）

5、眼光放远，制度管理：“我们还编制了类似于‘肯德基’的《操作手册》，无论哪个部门做版，无论换了哪个人做版，都按章操作，确保整体风格的统一。”（同上）

6、有新闻的稿子给足大版面：“在我们的要闻版上。有一栏位置大体安排新闻性差但又不得不报的活动稿，题小文短。只有突出新闻性的稿件才能在版面上占有足够的位置。……《苏州日报》获中国新闻奖的4件作品皆是要闻版及头版的头条、二条。”（同上）

7、让记者掌握版面特征：“一版倒头条基本固定是社会新闻或新闻性可读性较强的《新闻观察》。对于记者来说，什么样的稿件会得到什么形式的利用，他也基本心中有数。这就大大激发了记者多出稿、出好稿之心之劲，否则在版面上就没有‘地位’。 ”（同上）

8、照片不能成为点缀和附庸：“《苏州日报》还非常重视对图片的应用，主要版面都有新闻性兼艺术性的主打照片。在版面上形成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而绝非是版面的点缀和文字的附庸。”（同上）

9、形成良性的策划机制：“形成了一个良性运作的策划机制，也形成了一支策划并实施的机动队伍，确保每月有两到三次策划性战役报道。”（同上）

个案：苏州全面加快城市化进程，但政府和市民都从不同角度面临难点和困惑，为此报社组织专题小组，用半个月时间深入地调查采访，形成了《关于提升苏州城市化水平的思考》一组6篇系列报道，分别从城市形态、产业结构、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了全方位的深度剖析，引起了市领导和市民的共同关注。2003年年初，中央和省领导都对苏州招商引资的成就赞赏有加，人们也在探究，为什么这么多世界著名企业纷纷来苏落户？报社想对此做反映苏州投资环境好的文章，但又担心空洞乏味。经过掌握素材后的策划，终于找到了一个新颖的角度，这就有了一组以《外商眼中的苏州看点》为题的系列报道，用老外的亲身经历和特殊眼光来观照苏州的政府服务、市民素质和生活环境等等，每篇都新奇而可读，真实而可信。

以上用很长篇幅罗列《苏州日报》时政新闻改革举措，不是为了表现报社的政绩，而是想传达一种专业文化理念，那就是：一种立足于社会责任与职业良知的传媒文化理想，经过努力是可以得到实现的。上述措施如今已全面落实在《苏州日报》时政新闻采编的各个环节，成为编辑和记者们的思想共识甚至思惟习惯。《苏州日报》时政新闻的举措得到落实，实际上就是传媒人努力用自身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新的职业价值。传统的职业思惟习惯是一种文化，而改革后的新思惟也是一种文化，只不过它是苏报人在改进报纸新闻采编的过程中体现的一种新文化，由此证明了“人化”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但仅此一点还远远不够，它的最深刻的意义是昭示更加先进的政治内涵：先进的社会固然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观念与精神需要更新。在当代中国，我们的经济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还有许多方面尚不能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囿于陈旧的思惟方式而固步自封，而这恰恰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桎梏。中国党报的时政新闻的陈规陋习难以改进，与此有很大关系。实际上对某种新闻样式改革的事情并非我们所想像的那样艰难，如同《苏州日报》，它想改革也就能够改革成功，关键在于变革观念和勇于创新，而这正是一种新型文化创立的艰难历程。《苏州日报》时政新闻的改革对中国党报如能形成一种影响，这影响哪怕微乎其微，也就包含了文化意义上的“化人”的内涵。它的实际意义当然也还不能到此为止，它还会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人们通过阅读《苏州日报》，从时政新闻中感受到了党性中的人民的份量，这些时政新闻完全按新闻规律去报道“新近发生的变动的信息”，以广大受众的喜闻乐见作为新闻选择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突出领导者的形象和地位，实际上就是对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最好诠释，帮助执政者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真正在民众和党、政府中间架起了一座理解、信任与沟通的桥梁。有了这样的媒介的作用和感召，自会对社会政治风尚的改进与人们道德行为的自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知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像媒体这样，能在文化建设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苏州日报》深谙此道并将其落实于时政新闻的改革中，就等于在先进文化的“化人”中迈出了一大步，为我们这个社会做出了一个巨大贡献。

当然，从文化的“人化”到“化人”，意义的诠释可以通过理论的演绎来完成，但实现的过程却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帆风顺。一种新型文化的实现，理念的沟通与行为的落实必须有一个互融的过程，这其中须经历漫长而又痛苦的蜕变，它包含着必然与偶然诸多不同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说《苏州日报》是幸运的，它在时政新闻改革过程中便经历了一个必然与偶然双向吻合的奇遇，一方面报社的改革者矢志不渝，改革的过程科学有序，措施得力且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它很幸运地背靠一个强大的社会支撑，尤其是得到了市委与宣传部领导的有力支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媒的导向明确。传媒在经营过程中，导向是其获得两个效益的捷径。就其社会效益而言，传媒有明确的改革导向，等于打通了新闻传播中的关键渠道，有可能直接获得受传者的正反馈。受传者是老百姓，是报纸的消费者，他们的拥戴是报纸发行量增加的直接动力，新闻由此会发挥应有且更大的宣传效果。就其媒体的经济效益而言，只有受众支持与购买了，媒体的广告创收才能迈上新台阶。《苏州日报》的发行量年年提高，广告收入年年递增，与此就有很大关系。

明确的传媒导向，决定因素是它的决策者。正如《苏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刘文洪社长在接受上海政协网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单位或者一张报纸，它的创新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苏州日报》近六七年来的实践证明，他们在管理上能够追求与探索创新意识，在办报模式上敢于向旧的传统挑战与突破，都与传媒的明确方向有关。比如版面设置，他们充分认识到“一张报纸的版面设置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基本格局，要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和专副刊也就相当于什么地方为住宅区，什么地方为商贸区、工业园区。城市的发展需规划先行，有了好的布局也就有了准确的定位和足够的发展空间。报纸何尝不是如此？科学合理的版面设置不仅能使新闻形成有秩序、有规模的供给，而且对采编人员提供了一个坐标。”（《＜苏州日报＜何以两年连夺四个“中国新闻奖”?》）媒体决策者把报纸的版面设置比作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有了规划的理念在先，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自然就会想方设法把它的版面策划好。《苏州日报》还对新闻采编的具体操作，确定了思路与目标，这就等于为记者编辑着手改变新闻的采编模式指明了方向。而许多革新的细节，又出自时任总编辑的刘文洪之手，现任《苏州日报》总编辑张建雄也一如既往坚持这一改革模式，不断提出新问题，不断在新闻采编中融入新的理念和方法。比如，时政新闻革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新闻采编怎样进行创新，什么是最出色的文字与画面，《苏州日报》的版式装帧与主题色彩应该呈现哪一种文化色彩，都有明确的建议与规范，既合理又具有操作性。这些明明白白、像苏绣般缜密细致的具体要求，都是《苏州日报》时政新闻改革的重要元素。 

　　二是身处和谐的政治环境。从媒介经营管理学的角度看，媒体的运作与发展离不开环境支持。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人口等，都属于与传媒关系密切的外部环境，都能对传媒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哪一种环境最关键？我认为首当其冲应该是政治环境。就其国家来说，不同的政治体制下会有不同的传媒的思想导向；就其地区来说，不同的领导人的改革思路，也能决定所属传媒的新闻宣传导向，其中包括时政新闻的采编与传播方式。所以，在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区域范围，传媒都必须扮演“喉舌”角色。媒介们彼此的区别，只是发出的声音与思想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声音与思想，便体现了一座城市或一个地区的发展理念与改革现状。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传媒，你就是城市的一面旗帜》，专门阐述过传媒与城市之间这种不可割裂、相互印证的密切关系。 

与其他传媒相比，苏州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传媒的新闻改革与创新。如前所述，《苏州日报》的每一次改版，都能得到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市委宣传部是报社新闻改革的坚强后盾；历任市领导也都是《苏州日报》时政新闻改革的直接支持者。有时候市领导还会专门对报社取得的某一项成绩，亲自打电话、作批示，给予充分肯定与热情鼓励。刘文洪同志的《让新闻站到前面来》一文透露这样一件事：有一年时任市委书记的王珉同志到吴江调研，到了机关、企业，走访了农户，内容多项，调研点也不少。但记者感觉到书记最关心、讲得最多的是如何改进领导作风问题。于是记者大胆取舍，突出重点，写了这样一篇消息《服务型政府不容推诿扯皮打官腔（肩标）　王珉倡导开短会写短文讲短话（主）》。文中详细地写了王珉的“脱口秀”：“机关办事要零距离，无论外资民资进入苏州要零障碍，对于来苏投资办企业要零杂费。”其中又有市委秘书长透露的“秘闻”：双休日、晚上不开会，领导讲话一般不超过一刻钟，讲稿不超过15页，接待请客原则上中午不超过半个小时，晚上不超过45分钟。大家认为这样的内容很有可读性，更有针对性，但也担心报道过于”前卫”，破了禁忌。第二天消息见报后，大家心里还有点悬。谁知领导阅之后大加赞扬。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刘向东在《让名报与名城比翼齐飞》一文中说：苏州“近几届市党政领导多次高度赞扬《苏州日报》，当她荣膺2004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时，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荣立即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新闻记者》2006年第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市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但对《苏州日报》的爱护与支持的传统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刘文洪最有体会。早在2002年，他就发表《成就报道，我们运作了什么？》一文介绍，报社组织策划一批有特色的时政新闻后，很快得到了市领导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传媒观察》）刘文洪在之后几年相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也不时提到《苏州日报》的进步与苏州政治环境和谐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的这一做法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并达成了共识，所以操作起来配合默契，得心应手。”（《＜苏州日报＜何以两年连夺四个“中国新闻奖”?》）刘文洪的话表达了苏报人“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愉悦心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媒体如果身处一个和谐的政治环境，有如新闻改革与创新多了一个助推器。 

三是把传媒创新理念落实到科学的管理方法上。对时政新闻的改革来说，媒体“想到”是前提，而“做到”却是关键。多年以来，经济改革的春风吹遍华夏九州，而中国各地的机关报的改革与创新，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大家都明白它需要改革，但大家更明白它的改革并非轻而易举。所以举棋不定、犹豫彷徨，致使中国报界改革大潮中出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特殊景象。时政新闻“难以改革”或“不能改革”，其实不是理由，关键在于到底做还是不做，是主动做还是被动做，是做出了具体的内容，还是空喊一些新闻改革的口号。《苏州日报》的经验，就在于既敢想敢说，也能勇往直前地做。 

　当然，中国的机关报在新闻改革中的最大障碍，并不是观念的更新，而是行动的实施。“破旧”和“立新”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但相当一部分党报既想立新，又不敢破旧，处于两难境地。而《苏州日报》改革的最大经验，恰恰就是既大胆地破旧了，又能果敢地立新。旧的时政新闻习惯报道党政机关的工作程序，既与民生脱节，又缺少文化色彩，是媒体脱离受众的桎梏。用刘文洪的话来说：“传统的报道方式是消息、通讯、言论三道大菜，且是传统的制作方式，以至多少文章都进入了一个模式，面目可憎，令人起腻。”而且“在版面用稿的选择上，党报要闻版常常是会议和领导活动报道充斥，位置按职务大小排列，不敢越雷池一步。”报纸的“头条稿件则大多是大而无当的工作化成绩报道，味同嚼蜡，了无生气。”（《＜苏州日报＜何以两年连夺四个“中国新闻奖”?》）刘文洪认为，这样远离百姓的时政新闻缺少应有的新闻品质，不革新绝对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受众需求。理由很简单，“当今时代，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十分鲜明的，没有新闻性的报道他肯定一扫而过。所以，即使是上级指定的宣传内容或配合性宣传报道，他们（苏州日报）也是千方百计在领导宣传意图和读者阅读需求的结合点上切入，以求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同上）这些清醒的认识，就是《苏州日报》改版的动机，也是它破旧立新的一个起点。 

当然，破旧不易，而立新更不易，时政新闻的采编要从理念和方法上来一个革命，必须经过凤凰涅槃的过程。机关报的现行管理体制与条线记者的组织结构形式，是盘根错节形成传统的时政新闻采编模式的重要元素，它已在记者们的脑海中深深扎根，并且成为他们开展新闻报道工作的行为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传媒文化现象，要想改变它非常不易。《苏州日报》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艰难的过程。好在管理者怀揣先进的理念，对报社改革就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苏州日报》总结的经验是说：“万事开头难，在一些记者很难适应这种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决不迁就，发回重写，部主任和总编辑都认真修改，不少稿件从行文到标题反复‘整容’”。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员工的思想面貌，《苏州日报》还制定了报业集团的企业精神：“创新、务实、奋进、和谐。”以此作为广大员工努力工作的精神动力。经历了反复的痛苦和蜕变，记者们终于凤凰涅槃，采写的时政新闻越来体现创新精神，百姓爱读，报纸热卖，发行量年年攀升。赢得这种局面也依赖于严格的奖惩制度。近6年来，《苏州日报》连续获得9个中国新闻奖，意外的欣喜连连出现，报社对此奖励的幅度也频频提高。刘文洪社长说：2002年第一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时候，报社“还特地制定了新闻获奖作品奖金标准和发放办法，中国新闻奖当时一等奖是15000元，二等奖是12000元，三等奖是10000元。现在的标准则已经翻了两番了……每获一次奖，我们不仅重奖作者，而且全体员工跟着一起沾光，每人发1000元。”（见吕道宁《刘文洪：解析“苏州日报现象”》）而对于采编来的优秀稿件，只要是“体现创新意识的好稿，会受到我的赞誉，并且可立马领取200元、300元的‘总编奖’。写得八股腔的或者糟蹋了好题材的，会遭到我入情入理、但措辞严厉的批评，甚至有的还要当天就到财务处去交200元、300元的罚款。”（刘文洪《创新的代价》）这种是非分明的奖惩措施，与先进的企业精神融合在一起，当然能够鼓舞士气，以此带动《苏州日报》采编水平的整体提高。

《苏州日报》的实践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的推陈出新都有一个过程，都要付出一定代价，都需要在客观与主观的双重意愿中达到和谐与统一，都要怀揣一种善良和执着的文化使命感，并准备为新文化的催生做出奉献。对于媒体而言，文化建设与使命的意义并不只是单方面“人化”过程的体现，只知道把传统张扬得绚烂无比，而没有催进文化变革的理想与信念。媒体的更大责任可能还在于用新的文化理念来影响和改变人的陈旧的生存方式，从而达到“化人”的目的。《苏州日报》在这方面不辱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