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要有文化情怀

又要说《城市商报》两句了，因为我爱她。

2008年9月15日的一版上，有个导读标题：《篮坛巨人陨落　穆铁柱，走好！》。我就很奇怪，“巨人”怎么会“陨落”？按常规说法，都是“巨人倒下”，“巨星陨落”，可见记者在这里把二者糅和在一起使用了。

在抢新闻、快出报的今天，媒体上出现类似的语言小错误，在所难免。你到网上看一下，比比皆是，我的博客也难幸免，就为一个目标，早点把信息发出去，急匆匆的肯定丢三拉四，错字连篇。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强调一句，报纸尽量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报纸印刷成品后，就难以修改了。你不能类比网络，网上出现字词句错误，修改方便，举手之劳也就将满目疮痍的文章焕然一新了。我的博客文章常常就是这样，草稿写完先放到网上，然后再进行修改。我不担心有什么负面影响，因为博客不是大众媒体，更何况我这种校园里的小文人写的东西，也没什么人看，一篇博文能有上百的点击量，就算阿弥陀佛了，根本谈不上社会影响。而报纸不然，印出来就成了历史，上面的一字一句，还有可能成为中小学生学习语言的范本，稍有差错，贻误后人。切记切记。

同期《商报》的十一版上，还有一篇报道：《上海市教委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半推半就”接受　余秋雨“大师”之名惹争议》。标题也有问题。前一句是眉题，主谓语之间构不成必然关系。上半句“上海市教委设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还说得过去，那么下半句“‘半推半就’接受”指的又是谁？仔细分析，这又是将两句合并成一句使用了，与“巨人陨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真无语了。看来记者编辑要补一下汉语知识了。

但我想说的重点，并不是这篇报道的标题，而是它的内容。其实内容也没有错，报道的方法与技巧也合规范。这篇报道移植了《上海青年报》的内容，即使有错，责任也在上海方面。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在于我们报道的对象，是余秋雨先生。

应该说，这篇报道不是什么重要内容，而是一场口舌之战，因为余秋雨放个屁也会引起“争议”；这篇报道也没有什么新意，全国地摊小报都跟着起哄过，因为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能够吸引眼球的新闻；这篇报道更没有什么深度与悬念，记者编辑稍动脑筋就会想明白，事情的起因不过是余秋雨说了一句调侃的话。但苏州的报纸跟风了，报道了，我觉得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因为苏州是文化名城，在这样的城市，媒体传递出的信息要有文化倾向和人文情怀。

余秋雨是什么人？是对苏州情重如山的人。他的一篇《白发苏州》，通过《文化苦旅》这本在全球畅销的书，让数不尽的读者重新认识了苏州的价值。苏州昆曲的复苏，余秋雨和台湾的白先勇先生在不同的领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平时只要是苏州有活动邀请，余秋雨一般不会推却，且常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对苏州赞美有加。为什么？因为他与苏州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情缘。那么，苏州是不是就好到极致了？也不。2004年，余秋雨的一本《笛声何处》由我们苏州报集团的古吴轩出版社推出，却遭到读者的批评，原因之一就是书中的错字太多。一家出版社推出的学术著作出现了文字上的错误，责任在谁，不言自明。因为此书，我们获取了不菲的利润，而余先生却收获了不少的口水。尽管我们可以说不改错字是为了尊重名人，但想一想当年诗人臧克家读到毛泽东词作《沁园春·雪》时，毫不客气纠正了其中的一些别字；《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时候，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认真地为其润色过语言。并没有因为毛泽东是名人，而迁就他作品中的错误。这就是文人的信念操守和文化情怀。不这样做，文化的种子就会开出畸形的果实。相形之下，我们的确有点欠缺。不过，余秋雨倒是很少在公开场合责备出版社，常常默默承受媒体的无情口水，这不能不说是特殊的情谊所致，他不想有人为苏州抹黑。

就是这么一个对苏州割不断、舍不去的文化人，当他的某一句话被社会误解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苏州的报纸却毫无原则地跟风起哄，应该不是明智之举，至少不像文化名城所传递出的新闻信息和文化声音。一直以来，我想我们新闻人似乎都没有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新闻报道的终极标准是什么？是采访过程的生动？是表达技巧的娴熟？是内容报道的新颖及时？我看都不是，而是人文关怀精神。

说一个故事吧。

1994年7月27日夜里，南非记者凯文·卡特在约翰内斯堡自杀。为什么？因为一年前，凯文·卡特来到战乱、贫穷、饥饿的非洲国家苏丹采访。一天，他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在前往食物救济中心的路上，再也走不动了，趴倒在地上。而就在不远处，蹲着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地上那个黑乎乎、奄奄一息的瘦小生命，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餐”。凯文．卡特抢拍下这一镜头。后来，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中的“特写性新闻摄影”奖。但也由此引起人们的质问与反感。成千上万的人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询问小女孩最后是否得救。人们纷纷指责，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事实上，凯文·卡特本人几乎从拍摄一开始，便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他在抢拍完之后，实在不愿再看下去那个极端对立、极其冷酷的场面，于是，他把秃鹰轰走。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那个小女孩用尽所有力气爬起来，重新艰难地向救济中心挪动……望着小女孩的身影，凯文·卡特内心充满了矛盾、愧疚和痛苦。他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泪流满面。后来，他曾对人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的话，我就不该来这里。” 

获得普利策奖两个月后，凯文·卡特便在约翰内斯堡的汽车里自杀身亡。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死亡的原因，一半是因为贫困，另一半是对那张照片拍摄过程的自责。

凯文·卡特走了，却给其他记者留下了一种精神。他的作品，引起了人们对爱与怜悯的呼唤，这就是凯文·卡特获得普利策奖的理由以及他的人生意义。人虽死了，其精神却写入了世界新闻史。虽然只有短暂的33岁人生，却用自杀履行了一个文人的操守，他把人文关怀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这其实就是记者的职业意义所在。

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意义大家也明白。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恪守同样的原则与操守，要让自己在失落的文明中随波逐流、闻风而动呢？还是那句话：缺失人文关怀和文化情怀。作为记者和编辑，只有具备了这两样东西，面对余秋雨新闻的炒作，我们才会理性地判断和梳理出众说纷纭的本质来；也会发出与众多媒体不一样的声音；我们还会让世人知道，文化苏州绝不会人云亦云，她既能保护住两千五百年的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和古典园林，同样也能捍卫真理与文明。

很明显，有时候我们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