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中人

这张照片，不久前摄于苏州的环秀山庄。背景很有意思，像一个花瓶，每个人经过那里，都像是从瓶里穿过。我曾设想，果真是一个玻璃瓶子，人要是钻进去，会怎样？我想他不会寂寞，却永远走不出来，因为，那层玻璃就是一个严密无缝的套子，阻挡了你的去路。

由此想到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主人公别里科夫是个中学教师，生活中一刻也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套子”：晴天带雨伞，耳朵塞棉花，把脸也躲藏在竖起的大衣领里。他害怕沙皇政府的各种文告和法令，老是嚷着：“千万别闹出乱子啊！”并用这样的“套子”去关注别人的思想，弄得大家都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更不敢交朋友……时间一久，人们居然对这个神经质的、变态的套中人，开始妥协让步，许多人甚至也不同程度地钻进了“套子”中。套子，由此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研究这篇小说的学者说，别里科夫是沙皇旧制度、旧秩序、旧思想的忠实维护者。而我却认为，他信奉的理念，恰恰是一种文化。

文化理念，来自于文化存在。你出身的家庭，你接触的朋友，你的知识视野，你的成长经历，你所生活的城市乡村、地理环境等等，都在培养你的文化信仰与理念。这信仰与理念一旦形成，也就形成了一种套子，你也就变成了一个“套中人”。

我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们讲过我的发形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大学教书，留的是分头，三七开两边倒的那种。感觉很潇洒。可时间一长吃不消，困为头发软，不易定型，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额前的头发常常耷拉下来，落到眼上，像个汉奸。于是就用手往上撩，弄得额头尽是粉笔灰。这样的工作，几乎每节课都要做，天长日久，就萌生了改变发形的想法。大约在1990年，我终于将分头剃成了平头。那种爽的感觉呵，真是难以言表。它改变了我的形象，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干什么事都像是轻松了许多。

头发变了，这是我个人的事，我的地盘我当家。没想到却遭遇了一系列“套子”。校长是关心我的一位好领导，见到我改变了发形，立刻就说：“建国，赶快把头发留起来，大学老师剃那样的头，不合适。”一个办公室的同事见到我变成了平头，一见面就哈哈大笔，直言不讳说：“高老师，太难看太难看！”有人不说，却盯住我的头，抿住嘴笑眯眯，一脸的意味深长。总之，我剃平头不好看。

他们的举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习惯了我的分头。习惯就是一种文化。我硬要改变这种文化，自然会碰壁。其实不同的发形，是有不同的社会评价的。大家不同意我剃平头，就是依据这种评价来向我劝善的。可惜我领会不了。这个道理，十多年以后才明白。

有一次我出差到南京，离开南京的时候，在火车站遭遇了身份证检查。当时，我剪完票正往站里走，一位Police走过来，要我出示身份证。然后把我的身份证放到电脑前，上网核实。不一会儿，他们发现我是大学教授，便笑眯眯归还了我的身份证。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检查身份证？”

他们说正在“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我又问：“是不是所有的旅客都要检查身份证？”

他们说：“也不是，偶尔查查。”

我问：“为什么偶尔查到了我，是不是我长得像犯罪份子？”

Police们对视笑笑，我就明白了。

回到家里，我照了照镜子，并没有发现自己身上有犯罪的迹象。思考了一下，才恍然大悟，问题出在发形上：我剃了平头。再加上出门穿戴不修边幅，圆到夸张的脸型又像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这与常规的犯罪分子的形象太接近了。Police们都有丰富的搜寻罪犯的经验，他们把我当成了“露网的鱼”。经验也是一种文化，能够指导人们工作。但经验也是一个观念的“套子”，套住了人们的思维，就成了行为的模式。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电影戏剧，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长得都有模式，外形就是身份。我这个发型和长相，就进入了反面人物的模式。

我把这件事跟朋友一说，朋友说我多心了。火车站检查身份证，是碰巧了，平常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也就感到自己想多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时间一长，也就把它忘了。可后来又遇到一件事，着实让我相信平头的负面社会影响到底有多大了。

从苏州到杭州出差，在火车上，身边有两位来自河北的小生。他们衣冠楚楚，侃侃而谈，是到杭州推销图书的。闲得无聊，我也和他们攀谈起来。因为和书打了半辈子交道，熟知图书出版的一些情况，就和他们卖弄起来。大概有些话说到了点子上，于是他们开始询问起我的职业来。

他们问：“你对出版和营销怎么这么熟悉？你搞过销售？”

我说没有。

他们问：“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你们猜猜。”

他们认真地看了我一下，说：“是军人？”

我摇头。

他们又问：“是Police？”

我又摇头。

他们又问：“书贩子？”

我依然摇头。

最后他们也无奈了，说猜不出来。我说我在大学工作。一听这话，他们相视看了一下，居然摇起了头。我说，真的在大学工作。但我让他们猜，我在大学哪个部门工作。

他们立刻就说：“搞保卫？”

我摇头。

他们又说：“搞后勤？”

我还摇头。

他们只好说：“我们猜不出来。”

我亮出家底：“我是教书的。”

一听此话，两位年轻人脱口而出：“一定是体育老师！”

我差点笑喷。

我问他们，怎么会认定我是体育老师？他们笑眯眯地看着我，不说。我又问他们：是不是我这长相只能教体育？他们点点头。我明白了，他们依据我的发形和相貌，猜测了我的身份和工作。一个理着平头的壮汉，充其量只能当个体育老师，怎么会教理论课呢？所以，我向两位年轻人调侃道：“如果我再戴上一副墨镜，是不是很像黑社会的老大？”没想到他们笑着点头，默认了。

至此，我才对若干年前的事恍然大悟，为什么当初我将分头剃成平头的时候，我的校长、同事和朋友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因为他们知道，这发形与我这文人的身份与形象，实在不般配，二者有天壤之别！至于为什么不般配，谁都说不上来。这就是观念在作祟。一旦这观念构成了集体无意识，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套子，约束大家的行为。就像契诃夫《套中人》里描写的一样。

　　幸好，我自己不是套中人。